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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土地改革与社会转型

20世纪50年代国民党在台湾推行的土地改革,是拯救危机、孤守台湾的一项重要措施。当时台湾农村形势是:农村大部分耕地集中在地主手中,占台湾农户66.7%的佃农向地主租种耕地交纳的地租,占农作物收获量的50-70%,土地分配不均,加上租佃制度不良,税额过高,造成佃户朝不保夕,生活艰困,农村的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国民党为了缓和农村日趋严重的地主和佃农的阶级矛盾,以维持其在台湾的统治,从1949至1956年,较为成功地推行了强制性的土地改革政策。

  台湾的土地改革分三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从1949年开始,推行所谓“三七五减租”,即规定佃农向地主租种耕地所缴纳的地租最高额不超过主要作物(稻谷和蕃薯)收获量的37.5%,同时取消押租金及其他不合理负担,实施这一政策中,办理减租计约的耕地面积有25.65万公顷,29.65万农户。

  第二阶段从1951年开始,规定把公有地卖给佃农,即“公地放领”。就是以贷款方式,把日据时期日伪占夺的土地收归公有后卖给缺地或少地的农民。台湾当局共办理9期“公地放领”,把约13.8万公顷土地卖给28.5万户农民。

  第三阶段从1953年开始,实行所谓“耕者有其田”政策。规定台湾每个地主所拥有的土地不得超过中等标准水田3甲(1甲等于14.55市亩)和旱田6甲,超过此限出租的耕地,全部由国民党当局收购,再以贷款方式卖给农民。通过这一方式收购地主超额土地转卖给农民的达13.9万公顷,买到土地的农民有19.48万户。

  应该说,台湾的土地改革是较为成功的,它削弱了农村地主阶级的经济实力,一定程度上消除了长期以来在土地分配方面所存在的社会不均现象,把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民从农业中解放出来,促使台湾农村封建土地租佃制度瓦解,自耕农大量增加,并驱使他们努力劳动以提高土地的生产率,这样,通过土地改革,就有力地促使农村地主阶级将土地资产转向工商业,促进了台湾城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

  土地改革导致台湾农村社会结构的初步变化,在客观上产生了大批私有制下的小农阶级,自耕农大量增加,半自耕农和佃农相对减少,地主阶级势力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这是一场改良主义性质的改革,其目的在于以不损害地主阶级根本利益为前提,将少数大地主占有的大批土地进行政策调整。国民党当局以粮食实物债券和建设股票来补偿土地地价,让地主转投资于经营农林公司、水泥公司、纸业公司和工矿公司等4大公司,大地主一夜之间成为资本暴发户。因此,从根本上说,台湾的土地改革,并不是剥削关系的消灭,而只是剥削关系的转移,即剥削关系由过去的地主对佃农转换为国民党政权对广大农民。

  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如果土地分配严重不平等,则所有的政治资源及技术也往往趋于不平等。从政治发展的观点看,这种不平等的分配,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会面临分配的危机。正是有鉴于此,国民党一到台湾,就急于推行土地改革,这表明国民党集团已经开始重视农村地区的政治资源,它似乎已经认识到,导致它在大陆失败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封建土地制度造成广大农民的强烈不满。土地改革对于促进台湾社会转型方面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通过土地改革,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地主阶级的权力基础,使国民党集团无形中减少了反对势力的潜在来源。

  在土地改革以前,台湾农村大部分耕地集中在地主手中,从而农村社会的政治权力及社会领导也大都操在少数地主乡绅之手。而这些地主乡绅都不从事生产劳动,他们的物质生活来源,是仰给于地租,他们的特殊地位和权力源泉,也是来自于土地,自然很容易成为地方领袖。而随着土地改革各项措施的推行,地主阶级手中的权力基础--土地日益丧失,同时,国民党通过粮食实物债券和建设股票来补偿地主的土地地价,这样,就使得相当一部分地主获得了资本原始积累,再加上国民党政策导向作用,这一部分获得资本原始积累的地主开始转投资于现代工商业。这对于台湾社会转型起到了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从破坏性方面来看,它沉重地削弱了地主阶级的势力,使封建土地制度趋于瓦解;从建设性方面来看,它使现代工商业崛起于台湾,为台湾社会转型和日后的经济起飞打下了基础。

  第二,由于广大农民也是土地改革政策的受惠者,使他们获得了多少年来梦寐以求、赖以生存的土地,这样使广大农民的负担有所减轻,激发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台湾经济的发展。

  由于土地改革,几乎在一夜之间,台湾乡下不再受一小撮大地主压迫,而成为一大群小规模的自耕农当家。到1973年,80%的农民是自耕农,另外10%是半自耕农,只有6%的农家所得要缴给地主或放贷者,这使得台湾的所得分配远比其他第三世界国家要平均,而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相类似。自耕农的大量增加,他们生产积极性的提高,不仅有力地促进了台湾农村经济的发展,保持了台湾农村乃至整个台湾社会的稳定,而且,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工商业的迅猛发展形成了良性互动关系。一方面,现代工商业的发展,对农产品的需求大量增加,也提高了农业的生产技术。另一方面,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大量的农业劳动力从农业生产中游离出来,正好补充了现代工商业的发展所需要的大量劳动力。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台湾经济迅速地走向现代化,从而使台湾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第三,由于较为成功地推行了土地改革,使盘踞台湾的国民党集团得以度过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经济危机,这对于稳定台湾社会,促使台湾顺利地实现社会转型起到了基础性作用。

  土地改革过程中产生的大批小农阶级,在20世纪50至60年代,不仅是农村社会里一支稳定的阶级主力,而且对整个社会结构而言,也是稳定的来源和基础。同时,他们更是提高农业生产力的基本力量,从1953至1964年间,农业生产率平均增长达4.9%,年均农业产值占总生产值的31.3%,同期年均农产品出口占总出口的78%。农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台湾省内一个活泼的商业资本以及手工业资本的内部市场,为在50年代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发展策略提供了原料、资金、外汇、市场和劳力,也为60年代后转而实行“出口导向”工业化发展策略提供了契机。

  假如没有土地改革,那么,农民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便会成为台湾社会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矛盾。那样,不仅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就连国民党集团能否度过50年代的危机都是一个未知数。正是由于土地改革,使台湾经济迅速增长。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台湾实现了社会转型,顺利地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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